3月22日，陈建与郑康乐约在家中见面。曾经，他们做的是传统影视；现在，他们聚在一起交流AI、VR，讨论各种新技术。
当技术不断迭代，行业更替加速，个体的职业路径也会被不断重塑。身处传统影视行业的陈建和郑康乐，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转型。
2026年3月21日深夜，河北燕郊陈建家中。陈建一边吃泡面，一边等待着AI生成。
行业变冷，必须转身
郑康乐于2010年从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毕业，参与大量故事短片及电影创作，获得了许多奖项，还有作品入围过戛纳电影节。
2014年开始，他转向广告行业。那是行业的鼎盛时期，郑康乐靠着扎实的拍摄手艺，日子过得还算不错。然而，短视频、“自媒体”浪潮袭来，传统拍摄的生意肉眼可见地萎缩：客户预算一减再减，单子越来越少，价格越压越低。
到了2022年，郑康乐几乎接不到项目了。
“那段时间我过得很郁闷。每逢各种电影节、影视奖项公布，看到屏幕上那些获奖者，大多是曾经的同学或同行，我会后悔没有坚持自己的专业。”郑康乐回忆道。
为了生活，他选择“改路”。
2024年，郑康乐在家里支起灯光，架起相机，对着镜头讲摄影、聊拍摄，就这样做起了“自媒体”。
3月16日深夜，郑康乐在北京顺义家中，录制自媒体内容。
“在剪辑第一条视频的时候，我看着画面里的自己，感到非常可耻。我觉得自己像在网上乞讨。”
他甚至会想象，曾经的同学刷到他的视频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郑康乐，他现在居然去干‘自媒体’了。”
在奔波中拥抱未来
慢慢拍了几期，郑康乐才渐渐习惯镜头前的自己。相比想象中的嘲笑，他反而收获了不少正向反馈，甚至被推荐到大学给学生授课，成为一名外聘教师。“那些羞耻感，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。”
不仅如此，郑康乐还开始主动拥抱未来，去接受新技术。
2025年底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郑康乐开始介入一个VR文旅大空间项目，担任执行导演。他们试图让观众通过头显设备“走进”虚拟空间。
3月15日，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中心VR大空间实验室。郑康乐重复检查VR项目的内容。
郑康乐在与技术专家讨论VR项目的实施细节。
VR对郑康乐来说是全新的领域。
在这个项目中，郑康乐像是“桥梁”。他需要把各部分导演的要求整合，再准确地传达给各个技术团队。“我传递的信息如果有偏差，或者是传递时间有延迟，都会导致大量成本浪费，我会因此十分自责。”
3月14日中午，北京东五环。郑康乐下了飞机便赶到录音棚为VR项目录音。他在等待配音演员的间隙小憩。
郑康乐正在给配音演员讲戏。
为了兼顾两边的工作，郑康乐申请把课程集中安排。每周三到周五，他在青岛授课。讲完课，又匆匆飞回北京推进项目。即使是在学校里，课间他也都在忙着接电话。
有一次，清晨5点，司机已经到楼下，不停打电话催促。郑康乐却还坐在电脑前，盯着传输进度条，他的文件还没传完。最后只好在赶往机场的路上继续工作。
虽然忙碌，郑康乐看起来却充满了激情。“在这个项目里，我能看见行业的未来。”
3月21日，北京通州区。郑康乐在网约车上开电话会议，与同事沟通VR项目进展。
从“挑活干”到“有活就接”
陈建201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毕业，此前他学习的是传播学。2011年与2013年，他分别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修班和摄影进修班进修。这期间，他做过灯光师、摄影师，也做过后期、导演。最近5年，他开始做广告制片。
陈建与郑康乐面临着同样的问题，他能感受到每年的业务量都在下降。“曾经我是挑着喜欢的项目做，现在是有项目就做。”陈建调侃道。
陈建能够接到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少，而AI在影视行业的讨论度越来越高。一开始，陈建是被动地看到AI的相关消息，到了后来，他开始主动搜索相关资讯。
2025年下半年，陈建也开始“转路”。他说：“AI让我有点焦虑，我得参与其中，去看看AI是否真的能取代我。”
3月14日晚，陈建躺在床上写视频脚本。
目前，陈建在负责帮助两个企业搭建AI工作流，积极参与AI团队的培训。
每天下午，他从燕郊赶到北京对接AI项目的工作。到了晚上，他就自己上手操作AI。
“由于算力有限，AI生成的每张图片、每条视频都需要排队。”凌晨时，排队的人数减少。为了节省时间，陈建选择在夜晚工作。工作到天亮，他才躺到沙发上补觉。
这使得他作息颠倒，生活也不太规律。他买了许多泡面放在家里，常常一边排队等待AI生成，一边抓紧时间吃两口泡面。
3月21日深夜，陈建吃着泡面，目光仍专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上。
3月21日中午，陈建在沙发上小憩。每天夜里进行AI工作，他的作息时间被打乱。
重塑创作的方式
陈建深刻体会到了AI的效率。以前，一个剧组会有几十甚至上百人，而现在，他一个人对着电脑，就可以是一个剧组。
但他有时也会怀念在剧组的日子：“那是一种集体创作，灯光、拍摄、演员的现场表演……影片会在每个人的努力下越来越好。但我现在每天面对的，就只是屏幕和冷冰冰的文字。”
3月21日晚，陈建熬夜制作AI视频，39岁的陈建头上长了许多白发。
工作间隙，他会拿起小刷子，仔细清理工位旁的鱼缸。陈建酷爱养鱼，这样的鱼缸，他曾经有11个，围满了他的客厅。而现在，因为没有精力打理，陈建将大多数的鱼送了出去，只剩下十来条小鱼。
3月14日，陈建在工作间隙清洁鱼缸里的青苔。
3月21日，河北燕郊陈建家中。陈建看着废弃很久的鱼缸，他打算忙过这一段，再把养鱼的爱好拾起来。
陈建还养了两只小猫，时常给它们梳毛、剪指甲。陈建忙起来时会顾不上自己，却不会忽略他的小猫。他家里的各个角落散落着猫砂、猫抓板、猫屋等各类小猫用具，却没有任何宠物的异味。
每当夜幕降临，两只小猫会跳上陈建的电脑桌，盘旋在键盘旁，陪着陈建工作。
3月14日，陈建在给猫咪剪指甲。
3月14日，陈建正在制作AI视频。他的猫咪总是喜欢趴在他的电脑前。
陈建正在制作AI视频。
深入地接触了AI以后，陈建不再像之前那样焦虑。
陈建记得，有一次，他试图生成一段“钥匙插入门锁”的视频，要求很简单，执行起来却很费劲。AI生成的视频里，钥匙有时候插在门把手上，有时候插在门锁的下方，总是找不准位置。
技术诅咒
“如果主动去拥抱这个时代的话，可能会有点不甘心。”郑康乐解释说：“有一个词叫技术诅咒。比如说，我是学摄影的，在从业过程中，我放不下曾经的专业手艺。”
郑康乐说自己有一个执念：“我永远不会把我的屏幕转过来。这是我给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。”
这个理念有时会在课堂上表现出来，影响到他的学生。郑康乐记得，某次一个教过的毕业生回学校，看到他以后，立刻耷拉着脸说：“老师，我背叛了师门，我把屏幕给竖过来了。”
这些话让郑康乐非常伤感。他怀疑自己向学生传递了错误的信号：“一方面，我觉得专业主义不该被放弃，另一方面，我担心他们不适应现在的市场，所以我尽可能教实用的技能。其实我很纠结，有时候我会告诉学生们，怎么拍都是拍，先让自己吃饱再去谈艺术吧。”
3月11日，青岛电影学院。摄影课上，郑康乐给学生们介绍传统灯光器材的使用。
这样的诅咒，也应验在陈建的身上。
刚开始的陈建，是带着偏见接触AI的。“好像人的年龄越大就越固执，因为想要守护的不是过去，而是过去的自己。比如说我，学习全新的东西，推翻传统影视的工作模式，就好像在否定过去的自己。”陈建说道。
他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就是用胶片相机拍摄一部作品，无论长短。而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。
投身AI以来，许多拍摄设备都闲置了下来。陈建不忍心将它们扔掉，在家里开辟了一个仓库，将这些工具都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，偶尔会去摆弄一下。他的书架上还放着不少专业书，翻看以前的特效制作技术时，他还是会赞叹其中的精湛技艺与巧思。
3月21日，河北燕郊。陈建家的仓库里，摆放着传统影视工具。他专门找收纳师将其摆放得整整齐齐。
陈建在翻阅电影特效书籍。他认为即便是AI 时代，传统影视的基础知识也非常重要。
回归工具
现在，陈建不觉得AI是来“替代”他们的。他认为：“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人去调试AI，肯定比不过当过导演的人。只有熟悉拍摄全流程的人，才能明白什么样的光线、分镜是合适的，才能更好地发挥AI的作用。”
陈建现在也仍然在参与一些传统影视的工作。
3月22日，北京通州区东古里实景基地。陈建为一个新项目勘景。
郑康乐跟陈建有着同样的观点。
2010年他刚毕业时，胶片相机被淘汰，数码相机来临。“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都是胶片相机，那时感觉天都塌了。”然而接下来，网络大电影冲击院线电影、自媒体带货冲击传统广告……他发现行业的挑战一直存在。
因此，他既十分重视视听语言、导演功课等基本功，同时又把先进技术带入课堂，跟学生们介绍他正在接触的VR项目。
3月13日，郑康乐给学生们上了一节特别的课。他远程连线了陈建，让他跟学生们讲如何运用AI。当场就有学生跟着指导，利用AI，给自己设计的吉祥物做出了3D建模，兴奋地向郑康乐展示。
“说到底，技术祛魅以后，AI就只是一个工具，关键在于你怎么去运用它。”陈建说道。
3月22日，北京通州区东古里实景基地。郑康乐和陈建现场讨论新项目的光位设计方案。
3月15日，河北燕郊陈建家中。郑康乐和陈建一起研究AI创作。
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实习生 张欣悦 摄影报道
编辑 王远征 校对 杨许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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